朱熹（1130-1200）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祖籍安徽婺源（现属湖南），出生在福建尤溪县。祖辈历代做官，家族世为“婺源著姓”。其父朱松也是一个学者，当过县尉。朱熹10岁中举，19岁登进士第。曾先后做官五任，当过泉州同安县主簿，知湖南南康军，提举浙江常平茶盐，知潭州、知漳州等。在他66岁时，经宰相赵汝愚推0荐，担任焕章阁待制兼为宁宗侍讲40日。一生中总计做官10年左右，其余时间大部分从事私人讲学及著述活动。

朱熹是一个理学家。他在24岁时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继承了程颐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并有极大发展，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

朱熹是一个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活动40余年，就在他做官从政的10年中，每到一处，除处理政务外，还时常提倡设立书院和州县学，并亲自讲学。他任同安县主簿时，即开办县学，设立“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训练取感化主义，不重条规；教授取问答方式，内容为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在知南康军时，重修白鹿洞书院，自任山长，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教条”），成为以后各代书院学规的典范。他以白鹿洞书院为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在知潭州时修复了岳麓书院，据载，“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侧至到，闻者感动。”[1]岳麓书院也成为朱熹聚徒讲学，传授理学的场所。他在焕章阁担任宁宗侍讲时，使用《大学》为正式教材，每讲一章，必编成讲义，首列经文，次附小注，但仅40日即罢。

他的弟子很多，每转移一地都有弟于相从学习。门人记录朱熹论学的言论甚多。黎靖德编纂的《朱子语类》140卷，是他一生从事教育活动，考究学术的记录。

朱熹很重视整理编著教材，这也是他教育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后世影响极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四书集注》。元、明、清各代都把它列为官学的必读教科书。他的注释作为对“四书”的标准解释。《小学》及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亦是封建教育的正统教材。

一、关于教育目的、作用的主张

朱熹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为基础的。理学教育思想在其关于教育作用和目的的主张上，体现得尤为充分。

朱熹承袭儒家学者的一贯主张，认为教育的目的、作用就在于“明人伦”。他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2]在《白鹿洞书院揭示》里，他明确把“父子有亲”等列为五教之目，指出：“学者，学此而已”，还认为，若能做到“明人伦”也就是圣贤一类了。然而，朱熹在阐述理学的基本理论时，却把“存天理、灭人欲”的“复性”之说，与“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作用等同起来。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3]把儒家传统的教育观点，用理学作了新解释。

朱熹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的本源。天理“挂搭”在人身上，叫做“性”。他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理也”，“性即理也”。他采取“二程”和张载把“性”区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认为具有“天理”的人性，叫做“天命之性”；“理”与“气”相杂的人性叫做“气质之性”。“理”是最高最完美的；“气”有清浊、昏明的差别，所以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清明至善者即为“天理”，昏浊不善者即为“人欲”。既然“气质之性”中，理和气，善与不善，杂然并存，就要通过教育把“气”与“不善”清除干净。这个清除过程，就是“复性”的过程，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夫。

朱熹还认为，“性”和“心”有相互关系。他在“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基础上，又把“心”相应地分为本体和作用两方面。本体“心”叫做“道心”；“心”的作用，叫做“人心”。这是由于禀气不同所致，来源于“性命之正”而出乎“义理”的是“道心”；来源于“形体之私”而出乎“私欲”的则是“人心”。但是“道心”在“人心”之中，并只能通过“人心”而显现，所以难免要受“人心”私欲的牵累和蒙蔽。而难以显露出来。朱熹根据《尚书·大禹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说，要求人们通过修心养性，使“人心”转危为安，“道心”由隐而显，“人心”变为“道心”处于支配地位，而把“人心”变为“道心”的过程，即是“复性”的过程，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复性”、“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朱熹所主张的教育的作用和目的。朱惠说：“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4]

朱熹针对不同人禀受“天理”和蒙受“人欲”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教育目标。

朱熹认为，“圣人”先天生来是由“清明之气”形成的，因而没有丝毫昏浊的混杂。他说：“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赶者，察之同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有尽也。”[5]因此圣人是不需要教育的。“贤人”则次于“圣人”，必须通过教育，才能达到“亦无异于圣人”的地步。他说：“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人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6]至于“中人”的培养，教育则起重要作用。他引荀悦的话说：“教化之行，挽中人而进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堕于小人之涂。”[7]在他看来，“中人”由于“气质”之偏，“物欲”之蔽，因而介乎于“君子”与“小人”之间，是很不稳定的，如果施以教育，“存天理，灭人欲”，就可使其成为“君子”；如果不加以教育，也可以推中人为“恶人”。

朱熹强调教育目的、作用，是要适应宋代以来调整和强化封建伦理纲常的需要，坚持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朱熹用理学思想论述教育目的、作用，就是为了论证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必须遵守；又把违背或反抗封建道德的言行统归于“人欲”，必须禁止和根除。因此，“存天理、灭人欲”不仅是朱熹教育目的、作用的表述，而且是其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

二、关于教育阶段的划分和教育内容的安排

    朱熹把教育分成“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他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8]划分教育阶段的根据是年龄和智力发展水平。因此在学习内容和培养要求上，也有所不同。两个阶段对于人的成长，分别有其意义和作用，然而又是有机联系的。他说：“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9]“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特因小学已成之功。”[10]又说：“古人之学，固以致知为先，然其始也，必养之于小学……圣人开示后人进学门庭，先后次序，极为明备。”[11]

朱熹认为，8岁至15岁是小学阶段，是打基础的阶段，教学内容是“学其事”，即须从洒扫应对进退开始，将他带礼教，教给儿童，进而教他们诗、书、礼、乐之文，使儿童在日常生活上，具体行事上，熟悉伦理纲常，达到存养已熟、根基已深的程度。他说：“人生八岁，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人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12]儿童通过“学其事”而知其然并养成习惯，形成封建教育所要培养的人格。

朱熹非常重视“小学”阶段教育，他曾专门编著《小学》作为这个阶段的教材。在《小学》书里，他把古人贤人的“嘉言懿行”汇集起来，分为内外篇，共385章，以立教、明伦、修身、稽古为纲，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心术、感化、衣服、饮食为目，引用许多格言故事，具体形象地给学生举出榜样，使学生即读、即教、即知、即行，通过行动，学习榜样，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朱熹的这些主张，是符合教育心理规律的。

大学阶段，是15岁以后。他说：“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无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几民俊秀，皆入大学。”在此期间则要“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13]。就是要在小学“学其事”的基础上，以“明其理”，按照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正因为大学阶段使人明理的重要性，朱熹精心为此规划了教学内容和学习步骤，尤其是在浩繁的儒家著作中，提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作为大学的基本教材，并亲自用理学观点，对各书进行重新解释，对于封建社会后期官学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四书”经他提倡，成为大学的基础读物，只有学完“四书”，才可再读“五经”，甚至其地位和作用竟超出“五经”，对于巩固封建统治，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朱熹以“小学”、“大学”划分教育阶段及其教育内容的主张，自是封建伦理之教，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的。但这种由近及远，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考虑到年龄特点的意见，在古代教育理论中值得重视。

三、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朱熹在教育活动中，非常重视讲求教学方法，他在《四书集注》里，提出“道有定体，教有成法”，要采取“非难非易”的适当方法，引导学生有所得。还提出“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曲艺且然，况圣人之道乎”[14]。正因为朱熹强调教学有法，因而在他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教学的原则和方法，论述十分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居敬穷理

朱熹的理学教育中心是道德修养或道德教育。他从“性即理”出发，提出了“居敬穷理”的为学之方，这是其教育原则的总纲。

朱熹继承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说，提出“致知必须穷理，持敬则须主一”的为学原则，而在二者中“持敬又是穷理之本”。所谓“居敬”就是正心、诚意、存养收敛的工夫，也就是静的工夫，也可以说是“专一”。既然“性即理”，因此要去掉气质之性中不善的成分，就必须具有这种精神状态，才能“致精之本”，体会到“天理”。所以“穷理”就是通过格物致知工夫达到穷尽事物之理的目的。朱熹的格物论，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格者，至也。”其物所指，虽也包括自然界的事物，而主要指的却是一切心理现象和道德规范。因此要达到致知的目的，读书是为主要途径。他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所以他说的“格物穷理”，实有“读书穷理”之意。“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英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15]

（二）学思力行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引用《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教学五步为“为学之序”。前四个步骤总的意思是“格物穷理”，思辨达到穷理；最后一步则为“笃行”，就是要认真实行。这里反映了朱熹的知行观，也是他所主张的一个教学原则。朱熹认为，知行二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16]。但他又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17]，既强调“行为重”，又强调”知为先”，理论上呈现矛盾。然而纵观朱熹理学教育思想，毕竟有强调“行”的一面。他说：“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要求学者不能满足于学得博杂的知识，用来沽名钓誉，争权夺利，而是要用来“修己治人”。这是朱熹提倡理学，从事教育活动，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所决定的。他的“行”主要含义是封建道德的实践，但他把力行作为教育的一个原则，是有一定意义的。

（三）因材施教

朱熹对于先秦儒家因材施教的论述是很赞同的，通过他的教学实践，对此原则有所发展。他在《四书集注》中多处表达了因材施教的主张。《论语》载，孔子将其十大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朱熹注释说：“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在《孟子集注》、《尽心·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朱熹注云：“此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者也。”章末又注日：“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小成，大以大成，无弃人也。”他把这种“因材施教”的方法，比喻为草木之生，如得及时之雨，“草木之生，播种封植，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时而雨之则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犹是也”。《四书集注》反复提到“因材施教”原则，着重在说明“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这个原则，经朱熹提倡，被后世教育家所重视，在教学中长期应用。

（四）循序渐进

朱熹十分强调教学有序，不可躐等。他说：“事有大小，理无大小，故教人有秩而不可躐等。”又说。“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后传以远者大者。”这正是他“小学”、“大学”教学内容安排的依据。他在《四书集注》中多处表达了这个观点。《论语集注》、《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句注云：“此但言其后已自修，循序渐进耳。”在《孟子集注》、《尽心》“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章注曰：“此章言圣人之道，大而有本，学之者必有其渐，才能至也。”这里的“学以渐而至”，所指就是如流水盈科而后进那样，学习要在前一段学习基础上，才能有新的发展。

和“循序渐进”相联系，朱熹认为学业进步的关键在学者的主观努力。他在《论语集注》、《子罕》“譬如为山”章注说：“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从此观点出发，他提出“鲁能深造”的见解。在《论语集注》、《先进》“柴也愚”章注说：“曾子之学，诚笃而已。圣门学者，聪明才辨，不为不多，而卒传其道，乃质鲁之人尔。故学以诚实为贵。尹氏日：曾子之才鲁，故其学也确，所以能深造乎道也。”从而他反对才高志小、好高骛远的学风，他说：“学问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

四、朱子读书法

朱熹强调读书穷理，因此对于怎样读书曾提出过重要的原则和方法。他的弟子辅广始辑，由张洪、齐熙增补而成，归纳朱熹读书法为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元代程端礼据此编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后世教育影响很深。兹就各条简释如下：

（一）循序渐进

朱熹主张读书时“当循序而有常”。首先“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不可躐等。他曾据此排列出各书攻读顺序：先《近思录》，次“四书”，后“六经”。读“四书”的顺序是：先《大学》，再《论语》、《孟子》，后《中庸》。南宋后“四书”地位居“五经”之上，也是朱子读书法产生影响的表现。其次“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要求扎扎实实，稳步前进，“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再次，以个人实际的阅读和理解能力而言，要求“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反对超越自己的水平，作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

（二）熟读精思

读书时必须多读、记住、背熟。“诵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通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对于所读之书，要通过思考，理解精深。读书时不仅要“读得正文”，而且要“记得注释，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件、发明相穿纽处，—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通透处”。

（三）虚心涵泳

读书时必须有虚心态度，万不可穿凿附会。“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宇。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

（四）切己体察

读书时必须切己体察。“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将自个己身人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己为一”。

（五）着紧用力

读书要抓紧，有个发愤忘食的精神。要“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读书时“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

（六）居敬持志

读书做事，均须收敛此心，“敬以自持”，“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须要养得虚明专静，使道理从里面流出方好。”

朱子读书法，是朱熹关于读书方法论述的概括和总结，集中体现了他的读书论和读书，很有见地。后人依据他的读书法，订立读书程序，如明末陆世仪的“论读书”等，在封建教育实践中影响很大。考究“朱子读书法”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读书法不曾注意到书本知识和实际调查的配合，更谈不到实验或实践。但是他的读书法，是我国古代学者论述读书最充分、最系统的，具有总结意义，因此至今仍有研究参考的价值。

[1] 《朱子年谱》卷四。

[2] 《孟子集注》卷五。

[3] 《朱文公文集》卷十五。

[4] 《朱子语类》卷十三。

[5] 《中庸章句》第二十二章。

[6] 《中庸章句》第二十一章。

[7] 《朱子语类》卷一○八。

[8] 《朱子文集》卷十五《经筵讲义》。

[9] 《小学辑说》。

[10] 《小学辑说》。

[11] 《小学辑说》。

[12] 《朱子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

[13] 《朱子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

[14] 《孟子集注·告子》。

[15] 《性理精义》卷七。

[16] 《朱子语类辑略》。

[17] 《朱子语类辑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