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起源于猿人阶段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其教育发展的起点，可追溯至远古的原始时期。可以说，随着早期人类的产生，教育活动就在中华大地上萌芽了。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境内最早的文化遗址是山西西侯度文化遗址，距今约180万年。这里虽然没有发现人类的遗骸，但出土的石制品、鹿角、烧骨及大量动物化石表明：至少在180万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1]而距今大约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文化遗址，则不仅出土了石制品、动物骨片、烧骨及大量动物化石，而且还发现了两颗人牙化石，更足以证明人类诞生的年代之久远。[2]距今约50万年的北京周口店文化遗址，是中国人类社会初期的典型遗址，这里先后发现了6个比较完整的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大量的头骨碎片、肢骨和牙齿化石等，代表40多个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个体，同时出土的石器和石制品数以万计，还有大量的烧骨、成堆的灰烬、被烧过的石头和朴树子等，动物化石也多达100多种。[3]这一时期，人类和类人猿的差别还是微乎其微，所以通常称为猿人时期。

如果从考古发现的最早时代算起，那么，中国教育大约已有180万年的历史了，当然这还不是绝对的结论，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也许中国教育的起源还能往前推移。

二、教育产生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生产与生活，在其进行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教育就是其中的一项。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界之处，在于其社会性、目的性，它不是自发的动物本能，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要求人类必须具有并不断发展进行多方面活动的能力，其中主要是生产劳动和生活能力，因此，教育起源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是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同时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原始时期尽管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社会生活极其简单，但它却迫切需要教育来为其服务。例如，怎样制造和使用工具，怎样团结互助进行集体的采集和狩猎等生产活动，怎样与猛兽及其他自然界的威胁作斗争，怎样协调集体生活、进行社会事务活动等，以保证原始人类的生存发展，这就必然需要教育来相互交流有关的、技术、知识，并传授给后代。原始人类正是在极其艰苦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出了人类最初的教育，这种教育一经产生，便成为当时的生活、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之一。

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需要，为原始教育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性，而原始人类智力的进化、语言的产生以及人类有意识地制造生产工具，加上原始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逐渐丰富，又为教育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可能性，并且不断地丰富着原始教育的内容。教育的发展水平不仅与社会生产及社会生活的水平相一致，而且也与人类自身的进化相一致。

原始人类自身的进化经历了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三个阶段。从猿人到早期智人的过渡，其体质特征也相应地产生变化。早期智人介于猿人与现代人类之间，其智力已有明显发展。到了晚期智人阶段，晚期智人与现代人脑量大体相同，脑内动脉支也同现代人相接近，说明其智力发达程度已与现代人接近。

人类的逐渐进化，为教育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可能性。首先，教育的产生需要建立在大脑神经的旧有联系之上，要求对周围世界有一定的认识和记忆能力，当大脑不能保存并随时唤起对过去的回忆时，教育是不可能自动出现的；其次，教育的产生还需要有语言作为媒介，如果没有语言，就无法传达意思，进行教育是不可能的。因此，由古猿向猿人、由猿人向智人的进化，为教育的起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当然，在猿人时期，人类刚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学会了直立行走，还谈不上有什么智慧，而到了智人时期，虽然有了一定的智力水平，但仍处于比较低下的程度，因此原始人类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也不可能有较高的水平。

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方面来看，原始人类也经历着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工具制作上，从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的旧石器时代到以磨制石器为主要工具的新石器时代，再到出现铜器的铜石并用时代，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不断进步，丰富了人类工具制造方面的教育内容；在社会经济方面，从单纯的掠夺天然产物转变为以种植农业、饲养家畜为主的生产经济的过程，使人类生产劳动的门类也逐步扩大，出现了新的劳动领域，结果是促成了社会的分工及其日益专业化，人类物质文化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这就丰富了原始社会经济方面的教育内容；在社会生活方面，从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结构“原始人群”到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母系氏族公社，再到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父系氏族公社，以及原始宗教、原始艺术、原始工艺的产生和发展，也大大丰富了原始社会生活教育的内容。

[1]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2]周国兴，张兴永：《元谋人——云南元谋古人类古文化图文集》，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3]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之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