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者。他大约自30岁左右，开始私人讲学，生平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是聚徒讲学和整理古代文化，弟子多达3000人，著名的有72人。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论语》20篇是孔门弟子辑录的孔子言行录，也记载着一部分孔子门徒的言行，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依据。

一、教育作用论

孔子主要从教育和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的关系以及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这两个方面论述了教育的作用。在孔子看来，治国治民，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最根本的还是教育，他把教育提到很高的地位。

孔子政治主张的基本出发点是“为政以德”，他认为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工作，因为通过教育可以把社会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传播到民众之中，这样就会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论语·为政》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就是说，通过教育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传播开来，就会影响政治。可见孔子认为教育工作与政治有密切关系。

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就要努力发展经济，使它富足起来，还要加强教育。《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于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众多的人口，富足的财富，发达的教育，三者具备。这个国家就大有希望了。他还把“足食、足兵、民信”作为立国的基本要索，甚至认为在不得已时，食、兵都可去，民信不可失。《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予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这里，孔子强调通过教育工作取得民众的信任，使之有坚定的信念和信心，是立国的根本。

孔子还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政令、刑律，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职且格。”[1]法治虽然可以使百姓由于害怕触犯刑律而不为非作歹，但并不能启发百姓的自觉，不如进行道德教育，可以产生强大的道德力量，使人耻于为非，可收到法律难以取得的效果。因此，教育比政令、刑律更加重要和有效。

孔子还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上论述了教育的作用，他承认人的成长，教育起着决定作用。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人的本性是很接近的，后来之所以有较大的差别，是教育和学习的结果。当然，孔子并未完全摆脱先天决定论的羁绊，仍然承认有少数生而知之的圣人和学而不能的下民，甚至武断地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3]他还把人按学习能力的高低分成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4]他的本意可能还是鼓励人们奋发学习，不要做困而不学的下民，但毕竟还承认有生而知之的上者，从而使他的思想陷于混乱和自相矛盾之中。

    二、提倡“有教无类”

    春秋以前是王官之学，有资格接受教育的是王公贵族的胄子，平民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孔子创办私学后，在招生对象上进行了相应的革命，实行“有教无类”[5]，本意是说，实施教育，不分等级、种类、国别。这与他的“性自近，习相远”的主张是一致的。

    为实现这一原则，孔子在招收学生时，表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6]意思是说：只要主动地给孔子十条干牛肉作为见面礼，就能做他的学生。他又说：“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7]意思是说，只要诚心求教，潜心向学，都热心教诲，而不管他们过去的经历和表现，一视同仁。

    孔子不分贵贱、贫富、等级招收学生，是有史可考的。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和其他有关史料记载，可得知：孔门弟子之中，贵族家庭出身的，有孟懿子、南宫敬叔、司马牛等人；贫贱家庭出身的，有原宪、颜路、颜渊、曾皙、曾参、闵子赛、子张、仲弓等人；商人出身的有子贡等人；梁父的“大盗”出身的有颜涿聚。由此可见，孔子学生中贫贱者占多数，这是“有教无类”的一个重要方面。

    孔子的学生是来自各个诸侯国和各个种族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的几十个学生中，除鲁国的以外，还有的来自卫、齐、晋、陈、宋、吴、楚、秦等国。从种族看，属于华夏族的鲁、卫、齐、陈、晋、宋等国的学生占多数；属于蛮夷族的楚吴两国的有公孙龙、任不齐、秦商、言偃等；属于戎狄族的秦国的有秦祖、壤驷赤等。孔子不分国别和种族招收学生，这是“有教无类”的又一重要方面。

    孔子“有教无类”的招生原则，打破了贵族垄断、学在官府的格局，开创了平民讲学之风。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个“平民”只是相对于贵族而言的，对下层平民阶层而言，恐怕仍属于相对富裕的阶级。事实上，在孔子时代，是不可能达到“普及教育”的程度的。从这一角度看，孔子招收学生并非真的“无类”，因此，对孔子的“有教无类”亦不宜过分拔高，须作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教育目标论

    西周时的教育目标，主要是培养官吏与军事人才，要求其具有“六艺”的知识与技能，这种要求比起孔子的教育目标来就简单多了。孔子从“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出发，一方面提倡“礼贤下士”、“举贤才”，要求吸收和重用社会上已有的贤能之士，另一方面则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培养贤士、君子。

    在孔子心目中的“士”必须是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一方面，“士”必须是能志道、弘道的志士。孔子一生追求“道”，即儒家主张的人伦道德，但屡屡不得志，因此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的学生身上。他教育他的学生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8]“士志于道。”[9]此外，孔子还要求“士”必须有才能，能处理实际政务。他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10]这说明，在孔子心目中的“士”必须是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君子”原是贵族阶级的专称，即“老爷”之意。孔子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道德标准的理想人格。他所说的“君子”是“君子儒”，他对子夏明确提出培养要求：“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11]对“君子”的品格，孔子十分重视，《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日：‘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从中可看出，君子的品格可归为两方面，既要能做到修养自己，养成恭敬谦逊的态度，还要做到使别人安乐，以至能治理天下百姓。前者是德，后者是才，即治国安民之才。这一理想实则是内圣外王之道。

    孔子认为德才都需要学习，学习是做官从政的准备，要做官就必须经过学习。《论语·先进》载：有一次子路要推荐师弟子羔去费地当县长，孔子不同意，认为其年轻，还没有学到什么，让他做官等于害了他。子路反驳说，那里有老百姓、土地神和五谷神，为什么非要读书才叫学问呢？孔子就很生气，指责子路狡辩。《论语·公冶长》又载：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答曰：学习还不够优秀，对出去做官这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论语·里仁》所说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说明孔子办教育的目标主要是培养从政人才。

《论语·子张》所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虽出自子夏之口，但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孔子关于教育目的的主张。其进步意义在于“举贤才”，作为世袭制的对立面被继承下来，对以后两千年的学校教育和唐宋后的科举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负面作用在于提出求学的唯一目标就是做官，把求学当做获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形成了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

    四、教育内容论

    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六艺”教育的传统，吸收选择了有用学科，又根据现实需要发展了“六艺”教育，创设了新学科，充实了教育的内容。《论语·述而》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谓“文”，主要是西周以来的《诗》、《书》、《礼》、《乐》等典籍，而“行、忠、信”都是道德教育的要求。他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2]。首先要求做一个品行符合道德标准的社会成员，其次才是文化知识的学习，所以在孔子的教育内容中，德育占首位，文化知识的学习必须为德育服务。

    在孔子教育内容体系中，主要是《诗》、《书》、《礼》、《乐》四种课程。《论语·泰伯》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对《诗》的教育作用评价很高，提出了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进之事父，运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3]就是说，学《诗》可以学会比喻联想，可以学会观察社会的风俗习惯，可以学会温柔敦厚，培养人的合群性，可以培养讽刺批评当权者的政治才能，可以培养事父、事君的才能，还可以掌握一些自然常识。

    孔子最为重视的是礼、乐，尤其是“礼”。《论语·季氏》云：“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在当时礼崩乐坏的情况下，他把一切违礼僭礼的事，都看做是“天下无道”的表现，而力图予以挽救，他主张复礼，但实际上也有所损益，如以仁来充礼。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4]他想以仁为礼的核心，所谓礼乐，不在乎玉帛钟鼓，而在于礼的内涵，礼的实质。

    孔子曾对礼进行搜寻，并去杞求访夏礼，去宋求访殷礼。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5]可见他对夏礼和殷礼，都进行过一定的研究。

    孔子爱好音乐，曾经学鼓琴于师襄子，专心研究过音乐。他的音乐造诣很深，很重视音乐之教，也整理过乐律。他说：“吾自卫反鲁，而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16]说明他感觉到了《诗》与乐有些不合，遂加以整理，配律合乐。他很重视音乐教育，《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在陈蔡之间绝粮，却“讲诵弦歌不衰”，可见即使在遭遇患难之时，他亦不忘以音乐来教育学生。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古的一部史料总集，包括周以前流传下来的官方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孔子为了培养政治人才，把零散篇章编成一本较有系统的书。据传说孔子搜访到三千多篇，这里面既有神话故事，也有不少重复。孔子加以编纂成书，凡百篇，作为教材，孔子授《书》的目的在于宣扬文武之政，使学生将这种政治制度，推行于春秋末期。

    综上所述，孔子主张以礼、乐、《诗）、《书》为教育内容，这和他的教学目标是一致的，他要培养的是“学以干禄”、“修己治人”的君子，而这些内容正是士阶层从政入仕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但孔子比较轻视自然知识的教育。

    五、教学方法论

    （一）启发诱导

    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7]意即：在教学中必须让学生认真思考，心求通但未得，然后可以启发他；经过思考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言辞表达，此时可以开导他。学生必须开动脑筋，做到“举一反三”。他认为，调动学生积极性是教学成败的关键，启发式教学的核心是激发学生主动性、创造性。孔子认为，要调动学生积极性，必须了解学生的认识规律，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论语·卫灵公》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教师要做不失言的智者，这样才能使学生做到闻一知二，“告诸往而知来者”，既能主动地获取知识又能发展思维能力。《论语·八佾》中有一个例子：当子夏读《诗》读到“巧笑情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时，问孔子什么意思，孔子启发说：“绘事后素。”子夏就领会到孔子是说礼须建立在仁的基础上。但不确定，就再进一步问：“礼后乎？”孔子很高兴，说：能够阐明我的意思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跟你谈论《诗经》了！

    应该指出的是，孔子的启发式仍是比较原始、简单的“原型启发”，用的主要是类比与比喻，这虽然在调动学生积极思维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也不能作过高评价。因为单纯运用类比或比喻，往往会限制思想的广阔性，有时也会导致牵强附会。

    （二）因材施教

    孔子对学生的个性、特长、优缺点了如指掌：“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18]；“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  ”[19]。有时孔子对不同学生进行比较，《论语·先进》载，子贡曾问孔子：子张与子夏谁更好些，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意思是说子张比较偏激，而子夏则比较迟缓。子贡又问：那么是不是说子张好些呢？孔子说：“过犹不及。”

    由于孔子注意从学生的具体实际出发进行教学，所以他不用千篇一律的说教，对于学生所问的同一问题，常因发问者的个性、需要而给予不同的回答。《论语·先进》载，冉有与子路都问：“闻斯行诸？”即：听到一个道理是不是要马上去实行呢？孔子的回答不同，由于冉有个性过于“退”，即办事不果断，犹豫不决，他就设法以“进之”，让他马上实行；而子路个性过于“兼人”，即胆大果断，他就设法以“退之”，让他先请示父兄。同样问孝，孔子的回答也不同，如答孟截子：“无违。”而答孟武伯：“父母唯其疾之忧。”意思是说，要关心父母的健康情况，这是针对这位阔少爷不关心父母的生活而说的。答子游：“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答于夏：“色难。”[20]意思是说，仅知道代替父母做事，有酒食供给父母吃，还算不得孝，重要的是对父母的态度要和悦亲切。

    正因为此，其培养的结果也就不同，孔子弟子3 000人，贤者有72人，同样学习文行忠信、礼乐诗书，但程度不同，能力各异，有的长于“德行”，有的长于“言语”，有的长于“政事”，有的长于“文学”[21]。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孔门实行的是“分科教学”的方法，其实不过是孔子因材施教的结果而已。

    孔子也很注意学生的年龄特点。“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22]总之，孔子这一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很大，一是要了解学生，深入学生，细心观察，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教学，符合学生实际；二是对学生既要有共同的要求，又要注意发挥学生的特长，适应个别差异性，使各尽其才。

    （三）学思并重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3]意思是说，只学习不加思考就会迷乱而不明，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空泛而不实，两者不宜偏废。这种见解符合人的认识规律，已初步揭示学习和思考的辩证关系。

    孔子强调学的重要性，反对思而不学，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24]而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反对学而不思，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25]学思并重，是孔子教学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四）谦虚诚实

    孔子要求学生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26]，即能够虚心向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人请教。在孔子教导下，他的学生颜回“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27]。孔子这一思想为后世儒家所继承。

在谦虚好问的同时，孔子要求学生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论语·为政》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对问题的研究还不充分，没有把握作判断时，应当存疑，不可想当然，所以他接着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侮。”有存疑的态度，甘做老实人，不强知以为知，就可以少犯错误。树立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学习有重大意义。

六、自觉修养德行

孔子总结了一些进行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强调道德修养要依靠自觉努力。

（一）立志乐道

孔子强调了立志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作用。《论语·子罕》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认为连普通人都有其志向，不可被强制改变，所以他教育学生要坚持志向，不要过多计较物质生活，不要受外在因素的干扰。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8]他极力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9]一个有政治理想、抱负的人，是不应迷恋于物质享受的，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就是这个意思。

（二）自省自克

道德教育的核心是要自己的内心世界符合社会公认的准则和规范，因此，道德贵在自觉。孔子特别强调要从自我做起，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30]，要求学生遇事要善于进行自我省察。他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31]强调在平时就要培养学生的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等正确观念和辨别能力。

道德准则和规范是公共利益的体现，对个人起着约束作用，因此，需要个人克制自我，善于自克才是道德修养的标志。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32]，一个人能克制非分的欲望，限制对私利的追求，不为利己而损人以至损害社会利益，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的规范．也才能使道德达到“仁”这一最高道德要求。

（三）身体力行

道德教育培养德行，德行就是道德体现于行为，也即道德实践。孔子提倡“力行”，要求言行一致。作为一般有人格的人，也应当是“言必行，行必果”[33]。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体会到对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34]，实际行动才能表明人的道德水平。

（四）改过迁善

孔子认为社会现实中不存在不犯过错的圣人，人非圣人，难免要犯错误，关键是对待错误的态度。有的人犯了错误却竭力掩饰，文过饰非，“小人之过也必文”[35]，而君子犯了错误，光明正大，不怕别人知道，而是决心改正，不再重犯。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36]犯错误是一时的，只要“过，则勿惮改”[37]，不重复犯错误，就是很好的表现。有过不改，才真正成为过错，妨碍自己的道德修养。故孔子又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38]

七、关于教师的思想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教师占有特殊地位，孔子根据自己教育实践的，对教师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

（一）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意即教师或上级行为正派，就是不发命令，学生或下级也会执行。又说：“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在实践中，强调有言之教与无言之教的结合，相信无言之教的威力。

孔子教学，尤重身教。他曾说：“予欲无言。”其学生子贡就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9]学生问：您老人家不说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转述的呢？孔子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天说了什么呢？即是通过暗示或榜样去教育学生，这是有一定的心理学依据的。

孔子的“身教”体现在：其一，严以责己。他在教学中常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为座右铭，而且在教学实践中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他要求学生博学多闻，自己首先是一个博学多闻者；他要求学生见利思义，自己就是一个“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人。其二，无私无隐。孔子的“身教”也体现在他在教学中的无私无隐。《论语·述尔》载：有的学生曾怀疑孔子“隐其学”，他解释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表明他是尽其知而教，没有任何隐瞒。其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的“身教”还体现在他在教学中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40]的精神。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41]子贡因而称赞道：“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42]孔子的身教，可说是我国教师优良的传统之一。

（二）“循循善诱”

孔子教学，善于引人人胜，他的“循循善诱”，使学生对于学习极感兴趣，甚至对于学习有“欲罢不能”的感觉[43]。他善于用学生所熟知的历史人物，如文、武、周公、管仲、子产等的言行来进行教学，经常用譬喻或实物作为直观教材，以阐明抽象的道理。如用流水来阐释万物生生不息的原理，用松柏晓喻节操，用“北辰”比喻“德政”，用“草上之风”喻君子之德，其他如门、户、路、车、苗、山、水等日常事物，都是孔子教学的材料。

（三）宽严结合

孔子教学，严格要求学生，这也是他办学活动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要求学生对待知识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在学习上要持之以恒，不能半途而废。冉有曾对孔子说：“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44]孔子特别反对学生在学习上的懒惰行为，《论语·阳货》载孔子云：“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己。”以致发现“宰予昼寝”时，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45]

但是另一方面，孔门教学中，采取了民主自由的教学风格。师生相处，气氛活跃。如“子见南子”，子路就表示“不悦”，并对孔子提出意见，令孔子很难堪。又如，《论语·阳货》载：子游为武城宰，孔子来到武城，因“闻弦歌之声”而笑子游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不服，反驳说，他的为政之道是“闻诸夫子”的，孔子只得改口说：“假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因此，孔门之中，师生之间的关系平等而和谐，无所不谈。有时师生几人聚在一起，自然而然进行交谈，各无所隐，畅所欲言，孔子也从不轻易指责学生，打击学生的积极性。有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待坐。孔子要他们各谈其志向，孔子认为“为国以礼”，而子路却“其言不让”，孔子也只是“晒之”而已。[46]因此，孔门弟子对孔子十分爱戴。

孔子是世界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他提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重视教育；他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使文化教育下移到平民；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的政治体制准备了条件；他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和整理，奠定了后世儒家经籍教育体系的基础；他总结了教育实践，对教育教学方法有新的创造；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原则等都揭示了一定的教育教学规律。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

[1] 《论语·为政》。

[2] 《论语·阳货》。

[3] 《论语·阳货》。

[4] 《论语·季氏》。

[5] 《论语·卫灵公》。

[6] 《论语·述而》。

[7] 《论语·述而》。

[8] 《论语·卫灵公》。

[9] 《论语·里仁》。

[10] 《论语·子路》。

[11] 《论语·雍也》。

[12] 《论语·学而》。

[13] 《论语·阳货》。

[14] 《论语·八滑》。

[15] 《论语·八滑》。

[16] 《论语·子罕》。

[17] 《论语·述而》。

[18] 《论语·雍也》。

[19] 《论语·先进》。

[20] 《论语·为政》。

[21] 《论语·述而》。

[22] 《论语·季氏》。

[23] 《论语·为政》。

[24] 《论语·卫灵公》。

[25] 《论语·阳货》。

[26] 《论语·公冶长》。

[27] 《论语·泰伯》。

[28] 《论语·里仁》。

[29] 《论语·雍也》。

[30] 《沦语·卫灵公》。

[31] 《论语·里仁》。

[32] 《论语·颜渊》。

[33]《论语·子路》。

[34]《论语·公冶长》。

[35]《论语·子张》。

[36]《论语·子张》。

[37]《论语·学而》。

[38]《论语·卫灵公》。

[39]《论语·阳货》。

[40]《论语·述而》。

[41]《论语·宪问》。

[42]《孟子·公孙丑上》。

[43]《论语·子罕》。

[44]《论语·雍也》。

[45]《论语·公冶长》。

[46]《论语·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