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名翟，鲁人，也有人说是宋人，生卒年不详，春秋战国之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墨家学派创始人。他一生的活动主要是“上说下教”，门下弟子众多，俨然一个宗教政治团体，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教学活动。他的教育思想不像孔子那样系统完整，但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是相当深刻的，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

一、论教育作用

墨子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行教育，他主张通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1]，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在他看来，“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2]。因此，教育通过使天下人“知义”实现社会的完善。

   墨子反对命定论比孔子更为彻底。孔子主张“性相近，习相远”，但又承认“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保留着命定论的残余。而墨子认为让人受教育，又坚持命定论，是荒唐可笑的，由此他阐述了环境和教育对人性形成的影响。他以染丝为例，“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来说明“士亦有染”，所以“染不可不慎也”[3]。这就是著名的“染丝说”。在他看来，人性不是命定的，先天的人性不过如待染的素丝，有什么样的环境与教育，就能造就什么样的人。这一思想比孔子的人性论在社会意义方面更具有进步性。

二、论教育目的与内容

墨子主张教育要培养“贤士”，由于“贤士”的主要品德是“兼爱”，故亦称“兼士”。对于贤士，《墨子·尚贤上》曾提出过三条具体标准：“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道德的要求。思维论辩的要求和知识技能的要求。知识技能的要求是为了使兼士们有兴利除害的实际能力，思维论辩的要求是为了“上说下教”，去向社会推行其“兼爱”主张。

在教育内容上，除了以“兼爱”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外，墨子还注意对自然科学、生产技能、军事知识等技能的训练。墨家的自然科学教育有很高造诣，涉及数学、光学、声学、力学等许多方面。例如几何学中的圆，墨子是这样定义的：“圆，一中同长也。”[4]“一中”即“对中心一点”，“同长”即“等距离”，与现代几何学中圆的定义颇为一致。又如“力”，墨子定义为：“力，形之所以奋也。”[5]力就是使物体改变形状的东西。而现代力学认为：凡是能使物体获得加速度或者发生形变的作用，都称为力，可见古今之相通。光学是墨家科学教育中最出色的部分，墨家最早发现光的直线行进这一基本光学原理，由此探讨了一系列光学问题，并做了类似“小孔成像”的实验，《墨子·经说下》指出：“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这一原理也为近代光学所证明。

墨子教育内容论中还包括“辩乎言谈”方面的训练，即思维方法的教育，目的在于锻炼论辩能力。首先，墨家认为人的言谈是否正确，需要有衡量标准，即所谓“言立必仪”。墨子提出三条标准，即著名的“三表法”。《墨子·非命上》说：

“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墨子认为，任何言论是否合理，首先要看它是否符合古者圣王各种历史，是否符合现实社会百姓大众的感性，是否有利于国家百姓的利益。言论的是非、对谬的判别必须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评判标准。其次，墨家强调必须掌握思维和论辩的法则，即形式逻辑，要求懂得运用类推与求故的方法。《墨子·小取》中总结了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种基本的推理方法：“以类取，以类予。”“以类取”就是说从大量个别事实中或事物中提取其同类的共性，“以类予”就是从对某类事物共性的普遍性认识出发，推出对属于该类的某具体事物某种属性的断定。墨子通过对大量实际问题的论证，提炼出了各种思维的逻辑方法，同时又将这些逻辑方法应用于各种实际问题的分析、论证、推理之中。在他的努力下，墨家学派培养出了如公孙龙、惠施这样的名家代表，这确实是与墨子重视形式逻辑的教学密不可分的。

总之，墨子的教育内容论很有特色，其价值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教育和训练思维能力的教育上，突破了儒家六艺教育的范畴，有进步意义。

三、教育教学原则

墨子关于教育、教学的具体经验保留的资料不多，也不够系统完整，但有许多思想和精神很值得研究与借鉴。

（一）主动

墨子主张主动积极地“强说人”，即使人们不来请教，也应主动上门去教，问则答，不问则讲。他认为：“不强说人，人莫之知。”孔子实施的是“有教无类”，来者不拒，而墨子则更进一步，主张对不来者也主动施教，这叫做“行说人”。《墨子·公孟》中说：“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说人也？”这种以教人为己任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二）创造

墨子批评儒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保守态度，主张：“古之善者则诛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6]对古代的优秀遗产应继承，但还要有创造精神，使善的东西更多一些。这既反映了墨子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也体现了他重创造的教育、教学方法论。

（三）强力而行

墨子特别强调道德行为的锻炼。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7]他要求学生树立“强力而行”的刻苦磨炼精神。其原因在于：其一，只有“言必信，行必果”[8]，才能造就兼爱天下的贤士；其二，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人不能怠惰，“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9]，故要重视实践；其三，墨子认为，意志不仅是重要的道德品质，而且对知识才能有直接影响，即“志不强者智不达”，没有在艰苦实践中磨炼出来的意志，就谈不上人的智慧，而意志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才能强，否则就会衰退。

四、教育管理思想

墨子提出了代表小生产劳动者思想和利益的一种理论体系，他和他的弟子们都迫切希望这种理论能付诸于现实。墨家私学不仅是聚徒讲学，坐而论道，更主要的是以周游列国、劝说君主的形式来实现其理想。在墨家私学内部实际上已经实践了其理论主张。墨家授徒，组织成一个类似宗教式的集团，墨子用巨子相承制度、墨家教义、严格的组织纪律等方式，将墨家私学凝聚成一个相当稳定的行动集团。

（一）领导制度：巨子相承

墨家私学有领袖，称为“巨子”，门徒有义务绝对服从，巨子由上代巨子指定产生，代代相传，墨子是第一代巨子。巨子类似于宗教领袖，是精通墨家之义的圣贤，而且还是墨家之法的执行者。巨子以自己的品格、道德力量和领袖地位对墨家弟子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和震慑力，墨家弟子对巨子都绝对服从。

巨子相承制的理论基础是墨子的尚贤思想，而墨子尚贤思想又源于尧、舜、禹的禅让之说。另一位巨子孟胜以身殉义前说：“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10]说明在墨家内部是以举贤继任的方法来解决墨家领袖的继承问题的。这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相一致，墨家巨子以身作则、吃苦耐劳、献身救世的精神也是直接继承了墨子所称道的沐雨栉风、为民操劳的夏禹作风。

（二）私学管理——教义教规

墨子以求天下之利为核心内容的教义，使得墨家成员有着一种共同的信仰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境界，规范着墨家弟子的思想与行为。严格的自我磨炼，又使墨家弟子不仅具有为墨家教义忘我牺牲的品格力量，而且具有相当团结的集体凝聚力。

墨子要求墨家弟子自觉地严守墨家教义。墨子献书楚惠王，楚惠王不欲采取其主张，但表示乐养贤人，以书社五里封之，墨子不受而去[11]。又如越王欲以吴地五百里以封墨子，墨子得知越王不会用其道，亦辞封不去，因为墨子认为，“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赠也”[12]。墨子反对为禄背义和苟且偷生忘义的市侩作风。墨家弟子的政治活动和经济生活均要受教义教规的控制，门徒出仕亦需由巨子安排和推荐，出仕者如违背墨家教义，既被罢免或撤回。这说明墨家弟子入仕的主要目的在于践行墨家的教义，而非为追求爵禄。令人惊叹的是墨家对入仕的弟子仍具有约束力，一旦不符合墨家教义，可以随时召回，说明其组织纪律之严明。

作为儒家教育思想对立面出现的墨子教育思想，其贡献虽比不上孔子的教育思想，但其中也包含着不少合理主张，尤其可贵的是其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技巧的专门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首先提出并实行的，这就使得墨子教育思想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份独特的、很有价值的遗产。

[1] 《墨子·尚贤下》。

[2] 《墨子·鲁问》。

[3] 《墨子·所染》。

[4] 《墨子·经上》。

[5] 《墨子·经上》。

[6] 《墨子·耕柱》。

[7] 《墨子·修身》。

[8] 《墨子·兼爱》。

[9] 《墨子·非乐》。

[10] 《吕氏春秋·上德》。

[11] 《墨子·贵义》。

[12] 《墨子·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