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读李白诗，如临昆仑绝顶，心胸为之摇荡，天地亦觉迥然辽阔;读李贺诗，却似夜行幽谷，听飒飒风音，入耳惊心。

李白的诗风乐观豪放，清新俊逸，超凡绝世。真如贺之章读罢《蜀道难》后的惊赏：李白当是天仙下凡，常人岂有如此仙风傲骨?李白的诗又有避世，消极的一面：感叹人生如梦，歌咏行乐及时。也许这一切都是由于他一生的复杂。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他还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的气质行径。他一方面接受了儒家的“兼善天下”，心怀壮志，欲济苍生，另一方面却又接受了庄子的“遗世独立”，蔑视一切，追求自由。与此同时，他还深受游侠思想的影响，“打抱不平，手刃数人”。虽然李白终生关怀现实，但他的诗用蔑视世俗，飘逸洒脱来表现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就给人一种绝世超凡，如置仙界的印象，加之李白纵情山水，作诗阔大壮美，想落天外，遂贺之章叹为“谪仙人”，而后人沿称为“诗仙”。

李贺的诗奇丽幽郁，指意迷离，多寄托“哀愤孤激”之思。这也同样源于他的遭遇。李贺身为没落皇室后裔，限于礼教，不能应进士之试。遂才高而不能遇，愤世而不能平。于是他继承了楚辞九歌，南朝乐府神弦歌的传统，并受到李白浪漫主义精神的直接启发，在短促的生命中，为浪漫主义诗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又受韩愈追求险怪的影响，李贺作诗力求表意新奇，往往采用非现实的幻想手法，以至形成了独特的表现手法，进而被人誉为“鬼才”。

在运用语言上，李白的诗朴素自然，深得民歌之妙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的这两句诗正是他诗歌语言最生动的概括。“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向青云端。”写得多么活泼自然，叫人一读难忘。《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只写眼前之景，口头之语，却又多么弦外有音，使人神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语句如此平凡，却又有怎样神奇莫测的意境?

在形象，意境，比喻，辞语上，李贺都不屑蹈龚前人。他的诗追求奇诡险怪，善于精选词语，呕心沥血。无怪前人言其诗“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他用“羲和敲日玻璃声”描写太阳;用“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来形容骏马;他写得出“荒沟古水光如刀”;想得出铜人“忆君清泪如铅水”。他正是用这样的奇特的想象，浓重的色彩，富于象征性的语言来表现他的“哀愤孤激”之思，使他的诗歌形成一种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风格。

在表达情感上，李白总是不加掩饰，喷薄而出，一泻千里;李贺却往往寄托象征，属意朦胧。加之生活狭窄和艺术上过分追求奇诡险怪，他的许多诗歌缺少思想而流于晦涩荒诞。不少诗歌仅有奇句，而缺乏完整的形象和连贯的情思脉络。有的诗甚至有南朝宫体的气味

李白的诗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丁都护歌》，《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诗都表现了他对人民疾苦的密切关怀。李贺的《老夫采玉歌》，《平城下》等诗也同样表现了对现实的关怀，只是由于生活和年龄的限制，这类作品不多，描写面亦不够广。

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他的诗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他则成为继屈原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几十年后，李贺又以他新奇瑰丽的诗歌，开拓了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境界。并因此在古代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也因此让后代无数人们惋惜他的天才早逝。

2、《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有哪些特点?其对后代文人有什么影响?

解一：《离骚》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首先，他有着突出的外部形象的特征。“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长顑颔亦何伤。”很多屈原的画像即使不写上“届原”二字，人们也可以一眼认出是屈原，就是因为都依据了诗中这种具有特征性的描写。其次，他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格。第一，他是一位进步的政治改革家，主张法治(“循绳墨而不颇”)，主张举贤授能。第二，他主张美政，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反对统治者的荒淫暴虐和臣子的追逐私利(陈辞一段可见)。第三，他追求真理，坚强不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个形象，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两千多年来给了无数仁人志士以品格与行为的示范，也给了他们以力量。

解二：凸现了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屈原——的整体文化人格，浇铸了一个独具一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而屈原看重的是精神的坚守，他坚守的是自己的高洁、自己的耿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高洁的狷士(狷者，耿介之谓也)。他从小就汲汲自修，陶铸自己的“内美”和“修能”。他洁身自好，但他却因过于自洁、不肯与世俗和光同尘而遭到贬斥，他的流放，与其说是被楚王放逐，不如说是被整个世俗社会放逐。虽然他“怀信佗傺”，但他“行董道而不豫”(屈原《涉江》)，决不肯“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不肯向流俗低眉俯首。他不理会世俗的目光，只是昂起冷清的头颅，踽踽独行。他不肯向社会摧眉折腰，他宁愿“伏清白以死直”，“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怀瑾握瑜，矢志不渝：“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其耿介可见一斑。

《离骚》中的屈原，不仅是个高洁的狷士，还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他在《离骚》里，提出了自己的“美政”理想。屈原是个“壮志烟高”的人，他一心改革时政，指点江山。可是，他的“美政”理想触犯了贵族群小的利益，遭到了他门的围攻。群小党同伐异，在楚王面前对他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楚王“信谗而齌怒”，放逐了他。他孤凄地抱着“美政”理想，但他决不肯“量凿正枘”，苟合取容于世。他要以前修彭成为榜样，以死明志，以死殉国。

关于屈原，历来公允之论是：屈原是忠君爱国之士。在屈原的政治理念里，君王就是国家的象征，君王必须是圣王。因此，他的忠君思想与爱国思想是一体的。而他对君王的理想化则使得他的“忠”.带有些“愚”的意味。他对国家颓危的境况忧思如焚，“恐皇舆之败绩”，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决定听从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去国远游，去寻找明主圣君，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但最终由于对祖国的深情眷恋而忍死不肯离去，诗人在最后的乱辞里直陈以死殉国的本意，以明己志。后来，他怀着报国无门的悲愤，在“可以濯我缨”的“沧浪之水”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离骚》通过诗人自叙平生及其心路历程，雕塑了一个高洁、耿介、忠君、爱国的理想主义者和殉道者形象。

对后代文人的影响

屈原的思想和品格光照千古。他忠于国家、关心人民的爱国情感，坚持进步理想、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嫉恶如仇、修洁行的高尚品格，哺育了历代进步作家。从汉代起，贾谊、司马迁，不论在思想上、在创作上都受到屈原的深刻影响。到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杜甫，宋代陆游、辛弃疾的思想、创作也与屈原息息相通。鲁迅、郭沫若都从屈原的人格和创作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总之，在中国历史上，许多作家和诗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屈原思想的影响，并且在进步作家中形成一种关心国家民族命运，重视气节，愤世嫉俗的传统美德。

屈原在艺术上的创造精神对后代文学发展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开端，并为后世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代进步作家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优秀传统，从而汇成了从李白、李贺、辛弃疾、汤显祖、吴承恩、蒲松龄、曹雪芹，直到现代的郭沫若等一条浪漫主义文学的巨流。

屈原对《诗经》的比兴手法有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以美人芳草为寄托的新的艺术手法。这种手法也为后代作家创作提供了新的艺术构思。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特别是屈原的浪漫主义的抒情和遣辞造句的华美以其不朽的、永久的、人民性倾倒了许多唐代文人,成为他们争相追求、摹仿的对象。即使不是楚地的人,也都拟楚语,作楚声。虽然有些模拟的作品有点“貌合神离”,但实在有许多是堪称伟大的著作,不仅“貌合”,而且“神融”,因而成为屈原优秀的承继者。如南贬作家,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李绅、吕温等,他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推崇仿效十分普遍。唐代官吏贬谪一般都到南方,而且是恶地。所谓恶地,是经济、交通、文化极为落后的地方。所以贬谪终老于南方就是人生的悲剧,而南贬作家多数都认为自己是非罪获遣,他们一般都是壮怀激烈,出将入相,才华横溢,有诗人气质的儒雅之士,这就很自然地使他们把自己与屈原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心声与楚辞联系起来。于是仿骚体、拟楚声、用楚语、吟楚歌,以表达自己的新的“离骚”之情,并认为只有用“离骚”的体式,才能更充分地表达自己此地此时的情怀与感慨。于是一篇篇新的离骚篇章纷至沓来,“哀怨、凄婉、悲愤”成了南贬作家作品的基调。

3、为什么说董《西厢》孕育了王《西厢》，而王《西厢》又青出于兰高于董《西厢》?评述《西厢记》的艺术价值。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他将《西厢记》改编成多人演出的戏剧剧本，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融合了古典诗词，文学性大大提高，但将结尾改成老夫人妥协，答应其婚事，大团圆结局。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度，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4、《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1)《西厢记》的结构宏伟而紧凑，严整而巧妙，呈现出纵横交错、跌宕多姿的复杂面貌。在《西厢记》中，两种冲突两条线索相互交织、相互制约：一是以莺莺、张生、红娘为一方同以老夫人为另一方的冲突，这是贯穿全剧的主线;二是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性格冲突，这构成了作品的辅线。两条线索有主有次，并行交织，使得相互之间的矛盾得以充分展开，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使得人物性格更为丰满生动。作者还善于利用悬念编织情节，巧妙地设置了“赖婚”、“酬简”、“哭宴”等一系列悬念，真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曲折跌宕，扣人心弦，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效果。

2)《西厢记》的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成功地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等戏剧典型。首先，作者善于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达到了人物性格与戏剧冲突的完美统一。其次，作者善于通过心理活动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惟妙惟肖，纤毫毕现，这样就大大开掘了人物隐秘奥妙的内心世界。并且，作者还善于通过动作描写来刻划人物，《西厢记》的人物动作大都不甚复杂，却能很好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状况和心理态势，蕴涵有丰富的潜台词。最后《西厢记》大量运用侧面描写的方法来揭示人物性格。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人物的心情、观察事态的发展，不仅避免了只由当事人口中抒情的单调写法，而且可以使人物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取得立体浑成的效果。

《西厢记》的人物形象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具有浓郁的喜剧色彩。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动机和效果、客观和主观的尖锐矛盾和极端不平衡、不谐调，往往是造成人物喜剧性格的决定性因素。

3)《西厢记》的语言自然而华美，典雅而富丽，具有诗意浓郁、情趣盎然的独特风格。作者善于把质朴活泼的民间口语和精炼隽永的诗词语言熔铸在一起，雅俗并行，本色而又有文采，生动活泼而又雅致清新;《西厢记》中的不少曲词善于渲染气氛，创造出诗一般的意境，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西厢记》的人物语言也都是高度个性化和充分戏剧化的，完全切合戏剧角色的身份、地位、教养和性格，如莺莺的语言妩媚蕴藉，张生的语言文雅热烈，红娘的语言鲜活泼辣，惠明的语言粗犷豪爽，都表现得恰如其分。王世贞称《西厢记》是北曲的“压卷”之作，王实甫也确实堪称文采派的典型范式。元杂剧的语言有本色派和文采派之分。关汉卿是本色派的领袖，王实甫是文采派的代表。《西厢记》为文采派的峰巅之作，藻丽华美，风韵独具;但是它在藻丽中不乏白描，华美中可见本色，既熔铸古典诗词名句，又点化民间日常口语，既极富诗情画意，又贴切表现人物性格。

4)《西厢记》对杂剧的体制也有所创新。它打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外加一楔子的通例，是由五本二十折组成的大型连台杂剧。它也打破了每折只能由一人主唱到底的成规，在必要时一折戏可轮番主唱。体制的革新，大大丰富了戏剧的艺术表现力。

5、谈谈你对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理解。

鲁迅先生是从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两个方面来评价的。“史家之绝唱”是指其历史学价值，“无韵之离骚”乃指《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家之绝唱”的评价已是颇高，是说其历史学成就。“绝唱”二字是为绝前而后未出，也就是唯一。不仅是因为《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这种题材。司马迁参酌古今，创造出史书撰写的新体例。自此例一出，历代史书，尤其是二十五史，遂不能出其范围。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均分门别类，条分缕析。通史、纪传、通典、通考，纪事本末，大都导源于此。《史记》确实是集先秦及汉初之大成的私家著作。分量之大，卷帙之多，内容之富，结构之严，体制之备，均可谓空前。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又堪称绝后，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在重要的史实方面严格推究，不虚饰、不隐讳。

梁启超也说：“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因而，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是有根据的。

而说《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文学价值更让人值得思考。【(1)(2)(3)表示三段意思基本一样的话，可自行选择一段或者穿插着写】

(1)《史记》又是一部传记文学名著，有着很高成就的文学优势。继承了先秦散文语言生动准确、叙事简练明达的优秀传统，奠定了史传文学的坚实基础，在散文发展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从《史记》开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性叙事散文。司马迁具有高度的驾驭语言的本领，尤其善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塑造形形色色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人物形象。并且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时，精心选择并描绘了出生动具体的事件极少出现后代正史中常见的排比人物履历的单调写法，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因此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人各一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血肉丰满，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从而也使当时的历史得以生动地再现。司马迁还十分讲究文章的结构，使一幅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有层次地展开，引人入胜，有着高度的艺术魅力。

(2) 《楚辞》是战国时楚人屈原等作家的作品。《离骚》是楚辞的代表，关于篇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解释为“离忧”。《离骚》在文学方面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多用楚地方言写成。司马迁的《史记》也是如此。他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一些人物和故事流传至今。司马迁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他们以《史记》为典范，反对具有种种不良倾向的文风，推动他们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至于太史公“笔法”、文章的气势、韵味等，更是后代作者揣摩、效法的重点。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过有益的启发，传记文学乃至小说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史记》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3)司马迁著史绝非局限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考证，也不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外部客观地观察历史，他是带着深切的痛苦去理解笔下人物的奋斗和成败，所以笔端常饱含着悲愤。尤其对布衣闾巷之人、岩穴幽隐之士和才高被抑、无可申诉者，更是写得一往情深，感同身受。司马迁在叙事中敢写事实，以致于“显暴君过”，本来已经与屈原相似;其“肆于心而为文”，也和《离骚》一致。所不同者，《离骚》是直抒胸臆，《史记》则寄于笔下的人物。《史记》近于《离骚》的那种悲愤，不一定是得之于学，恐怕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的感愤同屈原一致，甚至可以说，因为司马迁生于汉季，比屈原看到了人世间更多的不公不平，所感愤者比屈原还要深广。

除此之外，我想，司马迁与屈原的秉性也是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忠于自己的本真，对理想执着，笃信正义，司马迁可以为未曾谋面的李陵将军对上理论，屈原同样不屑与小人为伍。他们身上所展示的出的个人魅力，也是使他们笔下生花的重要原因。

司马迁之《史记》有着作者对历史的实录精神加之“发愤以抒情”的真实情感，想必无愧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一冠冕!

6、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带来了文学的繁荣。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

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对文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而导致了文学作品大量的增加。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兴盛，文学批评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就，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出现。

第二，文学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此后，又出现有“竹林七贤”、“二十四友”、 “竟陵八友”等。文学集团的活跃，进一步刺激了文学的兴盛。

第三，文学题材方面的重要开拓。在这一时期，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至于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所出现的“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能作简单否定的宫体诗题。总之，大凡一切能够“流连哀思”、“情灵摇荡”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都被魏晋南北朝文人纳入了文学的表现对象。

第四，文学形式的不断沿革变化。魏晋南北朝五言诗的繁荣期、七言诗的产生期、抒情赋的高峰期、骈文的成熟期、小说与格律诗的草创期。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几种基本形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第五，文学与哲理的结合。魏晋南北朝文学注重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的思索，表现了作者更为深邃的心理活动。这使得文学摆脱了简单地、就事论事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现象的传统，文学的内涵由此变得更加丰富、深沉了。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文学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以及后代文学的持续发展，魏晋南北朝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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